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上海)

南京在煎熬和期待中加入松綁限購的陣營中來，這一限購令已經在南京實施了三年零七個月。

昨日（21日）下午5點左右，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市政府關于保持我市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通知》，其中有七項新規。第三項中明確提出，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在全市范圍內從即日起購房不再需要提供新購住房證明。

數據顯示，南京樓市庫存已經達到51314套，這是近27個月的高點，松綁限購此時應聲而出。

綜合多個消息源可以看出，南京的多個開發商翹首以盼放松限購，不過，他們并不認為南京會在第一時間放開。“此前一直有許多城市紛紛放開限購，我們認為南京會在較晚時間松綁。”南京當地的一位開發商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

對于此次松綁，南京房地產促進協會秘書長張輝表示，這次新政涵蓋房地產市場的長效機制、土地供應、住房供應、信貸政策、價格管理、市場監管、引導消費等7個方面的內容，符合南京房地產市場運行的具體情況，有利于完善現有調控政策，促進市場健康持續穩定發展。

南京林業大學城市與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孟祥遠對媒體稱，南京之所以在本月取消限購首先是因為限購在南京已經失去了控制房價的理由，而且南京樓市的庫存已經達到了嚴重的供過于求的狀態。當全國陸續取消限購之后，南京的保守已顯得比較另類，此時取消限購具備正當性與合理性。

南京的限購令出臺于2011年2月19日，南京出臺了地方版限購令。這一年，南京樓市的成交十分冷清。

限購之后，市場反應強烈。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2年兩年間，南京樓市成交量分別為37679套及72812套，其中，2011年的成交量同比2010年下跌23.6%，而2012年同比2011年數據則上漲93%。

不過，梳理南京歷年市場成交數據可以看出，限購令出臺的前一年，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為4.9萬套，限購令出臺后當年成交為3.8萬套，直接銳減了1.1萬套。

此后，2012年南京全年成交量反彈到了7.3萬套，到了2013年更是放大到了9萬套。

庫存壓力正在成為南京樓市最大的難題，11日，南京市的商品房庫存還在4.8萬套左右，昨天，樓市庫存已經達到51314套，這也是近27個月的高點，離歷史最高位5.5萬套僅差3000多套。

庫存高背后是貸款難的問題，南京均執行認房又認貸的標準，首套房貸利率普遍上浮5%~10%。

“這個市場不好做，非常難做。”銷售排名TOP10以內的一位開發商對記者稱，他們在長三角均拿了地，跟其他城市相比，南京的購買需求并不旺盛，這個市場過于理性，彌漫著一股觀望情緒。

張輝認為，這輪限購松綁，南京很難出現房價過快增長的情況。“限購的取消，具有市場供應充足的基礎條件，目前全市住房庫存5.1萬套，今年土地供應增長25%，完全可以滿足居民的住房需求，不會導致房價過快增長的情況。”

盡管專家對南京樓市后市較為理性，不過，從此前多個松綁的城市來看，一些城市還是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反彈。

杭州在今年8月下旬徹底松綁，來自透明售房網的數據顯示，8月綠城在主城區的網簽銷售金額超過18億元，領先于萬科的8.59億和濱江的7.3億元。

“豪宅這塊的成交很明顯被拉動，說明很多高端人群此前被限購令拒之門外。”杭州透明售房網研究院院長方張接表示。

同樣是實體經濟比較發達的溫州，今年7月底，樓市松綁。溫州市住建委統計數據顯示，溫州市8月份二手房市場交易出現增長勢頭。8月溫州市成交2464套，同比上升7.27%；市區銷售1288套，同比上升20.04%。

“要從一個較長的周期來觀察本輪松綁對樓市的影響，現在都只有一個月的時間，這些成交是存量的可能性更大。”方張接稱，不得否認的是，這是對樓市發送的一個積極信號，如果后續信貸政策能跟上，樓市才有可能出現真正的“小陽春”行情。

值得觀望的是，目前僅剩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珠海、三亞等6個城市限購政策未做調整。

 

������8������率標準，要求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進一步推進落實場外衍生品改革，要求金融穩定理事會在布里斯班峰會前全面完成影子銀行監管框架的核心要素。會議還強調將繼續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作為G20的關鍵優先議題，并敦促美國在今年底前核準2010年IMF改革方案。

樓繼偉在會上介紹了中國宏觀經濟形勢。他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總體上平穩增長,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1-8月就業情況良好，但同時也面臨增速放緩的壓力。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著眼于綜合性目標，特別是保持就業增長和物價穩定，不會因為單個經濟指標的變化而做大的政策調整。從財政政策來看，中國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來促進經濟增長：一是進一步給小微企業減輕稅負；二是通過政府和社會部門合作（PPP）等方式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領域；三是繼續堅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36項具體改革任務中，財政部門牽頭負責70多項改革，并參與落實100多項改革。近期一項重要改革進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于8月31日通過了預算法修正案，提高了對預算完整性、透明性、前瞻性和紀律性的要求，新預算法將于2015年1月1日起實施。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還不斷推進國有企業、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等領域的改革，這些結構性改革將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我們對主要通過改革來推動經濟增長充滿信心。

關于促進基礎設施投資問題，樓繼偉表示，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采取的經濟刺激措施提振了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地方政府債務增加等問題，因此不能完全依賴公共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同時，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要求。財政部將這一要求與處理地方政府債務存量結合起來，積極發展PPP模式，主要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面向社會推出了80個PPP項目；二是成立了PPP中心，主要負責提供不同行業的PPP項目標準文本；三是對地方財政進行培訓，推動各級官員轉變觀念，并指導其分類開展PPP項目。中國政府將沿這一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不斷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和質量。

周小川行長支持G20各成員為實現增長目標在就業、投資、競爭、貿易等領域推動改革，并著重從城鎮化和服務業兩方面介紹了中國結構改革的經驗。關于城鎮化，周小川行長指出，中國目前城鎮化比率為55%左右，意味著45%的人口仍居住在農村地區，城鎮化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中國政府著力推動新型城鎮化，作為中國增長戰略的重要一環。新型城鎮化不同于傳統的大城市建設，后者往往伴隨著污染、擁堵、貧民窟等嚴重的城市病。推進新型城鎮化，首先要求減小城鄉差距，在將農村人口轉化為潛在城市人口的過程中，在稅收政策以及養老、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上明確相關的保障措施。其次，還要解決城鎮化的融資問題。這需要金融部門的大力支持。將來要通過進一步改革解決地方政府籌資問題，彌補地方發展的資金缺口。關于服務業，周小川行長指出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有所提高，2013年達到46%，但與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相比仍然偏低。目前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服務業發展，首先在于轉變觀念，認識到公共服務亦可由私人部門提供，逐步放寬對服務業的管制。其次是重視對服務業發展的資金支持。以往商業銀行、資本市場都偏重對制造業領域的支持，現在也要改變思路，積極支持服務業發展。中國通過加強銀行體系、深化金融市場支持城鎮化推進和服務業發展的經驗，愿與其他國家分享，提供參考。

周小川行長還表示，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應對危機和增強金融部門抗風險能力上的工作富有成效，為Ｇ20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中國央行原則上支持FSB增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資本金、尤其是總體吸收損失能力，減少系統性風險方面的努力。他強調在執行上應保持一定靈活性，充分考慮各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發展的不同情況。希望各國加快實施關于衍生品交易監管方面的改革并開展監管合作；不同類型的影子銀行對經濟的影響不同、存在的問題各異，對影子銀行應作進一步分類，以更準確地采取針對性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