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圓桌論壇

    上周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闡述了明年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也有一些調整。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是其中的主要任務之一，同時，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等任務也被納入進來。

    如何理解明年經濟工作的原則、目標、任務？本報邀請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王遠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所副所長孫學工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穩”和“進”的涵義

    《21世紀》：如何理解“穩中求進”總基調？

    王遠鴻：目前，國內外經濟環境復雜多變。國際環境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黑天鵝事件頻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強調“穩”字當頭是非常科學合理的。我理解的“穩”包括宏觀政策、宏觀經濟、市場預期和社會大局等幾個方面。只有穩了，才能為下一步的改革、創新和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

    所謂“進”，主要是指在改革開放創新引領、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增長動能轉換、增長質量效益提高、經濟金融風險化解等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特別是要進一步加大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力度，在放管服、國企、財政、金融、價格等領域的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實現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提質增效。為了實現“穩中求進”，我們要努力做到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

    徐洪才：這是第一次將“穩中求進”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過去經濟工作的方法論提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穩”是大局，是總基調，意義重大，具體體現在整體宏觀經濟運行要穩，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要為供應側結構性改革服務，要繼續減稅降費，要滿足社會政策兜底要求；貨幣政策要“穩健中性”，貨幣供應和信貸投放要適度，要保持利率和匯率的相對穩定。“進”主要體現在，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外延由過去主要強調的“三去一降一補”，擴展至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和建立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以及國企、金融、財稅、養老等重點領域的改革要取得突破性進展。

    孫學工：所謂“穩”，主要是在內外風險比較大的背景下，做出需要加強風險防范的判斷，并將其由過去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我們當前面臨著各種內外部風險，內部風險包括各類金融風險、高杠桿風險和資產泡沫風險等；外部風險主要是資本流動和美國總統換屆導致的國際政治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加。所謂“進”，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都要加以推進。

    《21世紀》：明年GDP增長率會是什么情況？預期目標會定在什么水平？

    孫學工：近期看，經濟回升的動力在增強，特別是企業效益的改善更是穩固了回升的微觀基礎，但考慮到上述風險因素的存在和為應對這些風險所必需采取的措施，明年的GDP增速應不會太多偏離今年的水平。

    王遠鴻：初步預計，明年GDP增速將維持在6.5%左右。這個速度比較接近經濟的階段性底部。從更長的視角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體量越來越大，未來經濟增速還有進一步回落的可能。

    徐洪才：我認為，明年GDP增速比今年要低一些，預計在6.5%-6.6%之間，還未到達此輪經濟下行的底部。未來幾年GDP增速將保持在6.0%到7.0%之間，有一定的短期波動，我們不要太在意，關鍵是經濟結構要優化，質量要提高，也就是實現充分就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和生態環境改善。

    宏觀政策的“不變”與“變”

    《21世紀》：明年財政政策如何更加積極有效？明年赤字率會定在什么樣的水平？

    王遠鴻：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一方面要落實好減稅降費措施、適當增加財政投入、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加大對經濟發展、結構調整和民生保障的支持；另一方面，要繼續減少一般性支出，努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績效，提升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從上面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并不意味著赤字率一定要提高。關于赤字率的確定，目前還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認為盡量不要突破3%的赤字率紅線。我們認為，如果確有需要，也可以適當擴大赤字規模，小幅突破3%的紅線。

    徐洪才：以前我們只提積極的財政政策，今年首次提到“有效”，很有新意。所謂有效就是要更有針對性，要服務于供應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在降成本和補短板，同時滿足社會政策的兜底要求。但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并不意味著赤字率無限擴大。我認為，當年財政赤字率最好不要超過GDP的3%。因為我們的經濟規模基數比較高，每年還在持續增長，同樣的3%所代表的絕對值與以前大不相同。在強調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關注如何引導社會資本在需要補短板的民生領域的投入，包括目前正在推廣的PPP.

    孫學工：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很有必要，同時強調了有效，一是說力度上要更大，二是使用方向更為精準。中央財政是最有能力承擔風險的，可以多承擔一些風險，這樣可以改善社會的預期。如果市場主體和政府都畏懼風險而收縮的話，整體風險反而會擴大。明年可以根據需要適當擴大赤字，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在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具備實施積極財政的空間。把3%的作為赤字率紅線是不正確的，歐盟自己把3%理解為結構性赤字，也就是根據經濟形勢可以高些也可以低些，只要中長期不偏離就可以，并非每年都要在此之內。

    《21世紀》：如何理解貨幣政策要穩健中性？明年的M2增長目標會定在什么水平？

    王遠鴻：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就是貨幣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一方面，在短期內不會過緊，以免加劇實體經濟困難和激化債務金融風險；另一方面，不會過松，以免出現加杠桿和放大資產泡沫。我們建議，明年的M2增速仍保持在12%左右。

    徐洪才：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分類，貨幣政策可以分為寬松、緊縮、中性、中性偏緊、中性偏松五種。我認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中性，特指其中的第三種，不能將其擴大理解為中性偏緊或者中性偏松。我認為，明年的M2增速應在11%-13%之間。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貨幣政策要“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這意味著在人民幣貶值、資本外流背景下，人民銀行將以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為貨幣投放的主要形式。

    孫學工：傳統上，貨幣政策要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進行權衡。金融危機以后，大家認為貨幣政策和資產泡沫也有一定聯系，因而需要同時考慮以上三類因素。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基本處于合理區間，資產泡沫風險總體可控，因而要求一個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相對應。由于M2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間的相關性變弱，不必過于關注，同時要考慮利率等價格型的中介目標。

    《21世紀》：如何理解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

    王遠鴻：所謂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要采用一籃子貨幣的視角，人民幣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機制可以降低美元大漲大跌對匯率的影響，增強人民幣的獨立性，更加合理地體現人民幣內在幣值變化。

匯率的水平與國內外政治形勢、經濟走勢、股市債市波動和市場預期變化等都有關系。9月份以來，受美國經濟數據繼續改善、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持續升溫、對英國“硬脫歐”擔憂加劇以及特朗普當選等影響，美元指數明顯上升。按照“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應有所貶值。但相比而言，人民幣貶值幅度較小，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

    2017年，盡管美國經濟持續復蘇，美元階段性走強將給人民幣帶來一定的貶值壓力。但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常項目繼續盈余、外匯儲備充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境外投資者增持人民幣資產對平衡跨境資本流動也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加之美元走勢也有不確定性，我們有理由相信人民幣匯率不會出現大幅度貶值，有條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徐洪才：所謂穩健，是指貨幣供應、信貨投放、利率和匯率都要保持適度和相對穩定，不要大起大落。在匯率穩定方面，我們主要盯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目前的雙邊匯率波動風險主要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今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得比較多，預計明年還要繼續下跌，但不會跌破7.3.當然，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匯率未必會一直跌下去，盡管現在美元指數已經突破103，但其上升的過程可能呈現波段式特征，因為美國明年特朗普上臺將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組合，可能出現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的“雙赤字”擴大，導致美元貶值。

    孫學工：從理論上看，合理均衡水平就是導致可持續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匯率水平。IMF等主要國際組織認為當前我國匯率水平基本處于合理均衡水平上，因而未來也應保持真實有效匯率的穩定，也就是在考慮國內外通脹差異的基礎上保持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短期資本流動變化的沖擊，需要增加匯率彈性，以發揮市場自我調節的作用吸收這些沖擊。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一項任務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怎么理解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

    王遠鴻：建立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一方面要對影響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戶籍、土地、城市化、產權、立法等基礎性制度進行修改、完善和創新；另一方面，綜合利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監管等手段建立起防止出現房地產大起大落的調控機制。目前市場比較關注房地產稅改革，要適當加快房地產稅立法進程。房地產稅立法應當堅持稅負平衡原則，照顧大多數民眾利益。

    徐洪才：今年房地產投資增速達到6%左右，我預計明年仍將保持4%-5%的水平。這樣是為了要保證整個行業的平穩，不會大起大落。我預計一線城市的房價會相對平穩，通過改革將房價降下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通過改革可能會有所下降，推進農業供給側的改革和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增加農民收入，讓更多的農民進城，能夠買得起房子。在房地產改革的手段上，我認為，應通過綜合性的手段，不僅僅通過過去常見的限購、限貸等行政性手段，更應該通過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綜合手段。在房地產改革的策略上，我認為要用時間換空間，保證房地產行業的有關各方對新的改革一個逐步消化的過程。

    孫學工：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有很多內涵，我關心以下幾點。一是加強對租戶的保護。中國對租戶的保護太少了，導致租房的人有很強的不安定感，把大家都逼到買房一條路上。二是解決資源浪費問題，目前持有環節無成本，甚至有人連物業費都不交，導致空置率高，社會資源配置低效。三是矯正收入分配不公，由住房財產性收入導致的財富差距遠大于工資性收入，而住房升值主要是由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造成的，導致社會激勵機制扭曲。

    《21世紀》：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仍然是明年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今年煤炭、鋼鐵去產能的任務提前完成。明年將如何推進去產能？

    王遠鴻：去產能工作在強調政府推進作用的同時，要進一步發揮市場和法治手段的作用，讓政府、市場和法治三種力量形成合力。所謂市場手段，就是通過企業的兼并重組、債務重組和破產清算等方式，確保該退出的企業必須退出，實現市場出清。金融企業要有保要壓，特別是不能繼續對“僵尸企業”“輸血”，讓其繼續占用和浪費社會資源。所謂法治手段就是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

需要強調的是，去產能不等于控產量，如果產能沒有真正減下去，一旦市場需求短期反彈，原本過剩的產能又會死灰復燃。明年，去產能的行業可能會擴圍，從目前的煤炭、鋼鐵等行業擴展到其他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

徐洪才：去產能的關鍵在于“僵尸企業”的出清。過去我們習慣用行政手段去產能，但未來要逐步采取和適應用市場和法制的手段。政府在去產能的過程中，關鍵是制定和執行好環保、能耗、安全、質量等標準，剩下的問題應該交給市場去解決，該破產的破產，該重組的重組。政府在資金上支持一把，盡管可以部分地幫助解決職工安置和再就業的問題，但這只能是過渡性的措施，不能解決企業自身發展內在動力不足的問題。

    孫學工：與以前輕工行業的產能過剩不同的是，現在產能過剩行業如煤炭和鋼鐵等行業大都是一些固定成本大于變動成本的重化工行業，其虧損點距離關門點比較遠，即便面臨虧損，也很難自動去產能。由于前期的固定投入很大，所以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不會輕易去產能。只要生產一點，就可以減輕一點損失。這和輕資產行業虧損就會自動退出有很大不同，這也使得當前去產能的難度要大于以往。要推進去產能，一方面要求我們更多依靠技術、能耗、環保、安全和信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進行淘汰，另一方面也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衰退產業退出援助計劃，一攬子地解決失業人員安置、不良資產和呆壞賬處理、資產的盤活等綜合問題。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它們都曾針對鋼鐵、船舶等重工行業制定過衰退產業退出援助計劃。

    《21世紀》：今年去杠桿的情況不太理想，明年會如何改進？

    王遠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正式公布的《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及其附件《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降杠桿的主要途徑。在企業去杠桿過程中，特別強調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取向，通過積極盤活存量資產，有序開展市場化的債轉股，大力推進企業兼并重組，積極發展股權融資等方式來取得實際的成效。

    徐洪才：去杠桿主要是國企去杠桿。去杠桿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債轉股，但這么做不是為了幫助企業賴賬，而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利益，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改善企業產權結構和治理機制，提高企業自身造血能力，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和創新活力。目前來說，國企的杠桿率普遍偏高，我認為，未來幾年應降低5-10個百分點。當然，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企業會有很大的差異。應該注意到，去杠桿與擴大投資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需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除了債轉股，去杠桿的另外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發展股權投資市場，幫助企業直接融資。股權投資可以幫助企業建立補充資本金的機制，解決很多國企資本金不足的問題，優化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

    孫學工：在去杠桿的過程中，不是說由政府定一個數量目標，而是要由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根據行業的特點和自身情況去判斷。政府要做的是掃清各種政策障礙，為企業去杠桿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一說到債轉股，大家很容易聯想到1999年那次政策性債轉股，這次與上一次是有很大不同的，這次最主要的特點是，債轉股的對象企業不像上次是政府指定債轉股企業的范圍，而是由政府對債轉股對象企業設立一些紅線或者說有負面清單。今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這是市場化的債轉股手段。《意見》提出，禁止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尸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復雜且不明晰的企業；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進行債轉股。

這次債券股與1999年那次政策性債轉股等第二個不同是，上次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按照賬面價值接收壞賬，本來已經是壞賬了，但并沒有打折，沒有做損失處理；而這次《意見》提出，債權轉讓的價格完全由市場主體基于真實價值自己協商處理，對債權和股權進行市場化定價。需要強調的是，債轉股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暫時解決企業債務負擔的問題，而是借此幫助企業建立起良好的機制，完善其治理結構，從而培育起持續發展的動力。債轉股沒有所有制類型限制，只要符合《意見》的要求，國企和民企都可以做，這是一視同仁的。